恒生指数是由港股上50家实力最强的企业所组成，它不仅是香港最重要的股市指数，同时也是全球五大股指之一。

因此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企业，如果能够入选恒生指数，那么意味着企业实力和影响力得到了官方和市场的认可。

老大哥沦落到不够格

5月4日香港恒生指数有限公司宣布，自6月4日起，联想集团将被从恒生指数50只成份股中剔除，由石药集团取而代之。

消息出来之后，联想集团的股票在今天盘中一度下跌4.3%，最终收跌3.23%；而石药集团股票则一度上涨了9.1%，最终收涨4.28%。

作为中国科技界曾经的龙头老大，联想集团被恒生指数扫地出门，实在是一件十分难堪的事情，不过这样的难堪对于联想而言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早在2000年联想集团就曾经首次入选恒生指数，但是在2006年因为不达标而被剔除，接下来一直到2013年，联想集团才得以重新入选恒生指数。

据了解，联想被剔除出恒生指数的主要原因是近几年来公司业绩连年下滑，股价持续下跌，导致总市值出现大幅萎缩，已经“不够格”入选恒生指数。

财报显示，联想集团近几年来的发展并不乐观，业务可能遭遇了十分明显的天花板，自从2015财年开始，联想集团的营业收入逐年递减，呈现出连年下降趋势。

2015年时，联想集团的营业收入还有463亿美元，但是在2016年就只剩下449亿美元，而到了2017年则只剩下了430亿美元。

反观国内另一家科技巨头华为公司，2015年营业收入为608亿美元，2016年增长到了751亿美元，2017年更是飙升到了925亿美元。

那么像联想集团这样一家“名声在外”的科技企业，为什么会沦落这样的境地？用孟老夫子的话来解释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领导人的性格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柳传志和任正非这两位大佬天壤之别的性格，也影响着联想和华为的终极命运。

以前大家很喜欢拿联想和华为来做对比，拿柳传志和任正非来做对比，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这样进行对比了，因为联想和柳传志已经被华为和任正非甩开好几条大街。

早在1992年的时候，联想的营业收入是17.67亿元，风光一时无两，而华为当时仅有1亿元的销售额，能否存活下去还是一个问题。

但是到了2016年，华为销售收入为5216亿元，是联想的将近2倍；而华为的271亿元净利润，是联想的37亿元净利润的7倍之多。

25年的时间，联想从相当于华为营收的17倍，到不及华为营收的一半，柳传志和他的接班人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说白了还是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

要说出身，柳传志和任正非其实都是“倒爷”出身，联想和华为在创业初期，也不过是靠倒卖设备赚快钱的贸易公司罢了。

柳传志后来回忆公司刚成立时的茫然说到：“当时实在是不知道要干什么好了，所以能干什么就先干着，哪怕挣点儿钱发工资也好。”

柳传志的迷茫，直到后来将计算所倪光南教授主导开发的“汉字系统”做成产品“联想汉卡”，柳传志等人才找到一个稳定的盈利点，最后逐渐发展成联想集团。

而任正非创立华为一开始也是靠倒卖交换机得以生存，但是在遭遇了供货商断货的情况之后，华为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于是孤注一掷，研发自己的交换机。

1991年12月份，华为一度濒临破产边缘，在自主研发的交换机设备测试成功后，华为才算慢慢的站稳脚跟，逐渐发展起来。

可以说，联想和华为都尝到了“自主技术”的甜头，也因此而得以站稳脚跟。

但是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柳传志和他的联想选择当一名新时代的高级“倒爷”，靠着收购国外巨头放弃的鸡肋业务，和购买国外厂商的零配件回来组装电脑，继续赚贸易的快钱。

而任正非和他的华为则选择了当一名专注研发的苦行僧，每年投入巨资进行核心技术的研发，努力缩小与国外巨头的差距，因此华为在经过多年的“厚积”之后，终于在一夕之间得以迸发！

新结构经济学大败局

联想和华为之间的兴衰之鉴，不禁令我想起了近来经济学界对于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反思。

前不久，长江学者、人民大学教授贾根良批评前世界银行行长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误国误民”。

贾根良指出：新结构经济学反对从新兴产业价值链高端入手实施国家追赶战略，反对研发核心技术，反对中国发展芯片产业，主张“我们可以等发达国家研究成熟后再引进技术”。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些理论在中国流行了三十多年，但在“中兴事件”和这次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战中已经轰然倒塌。

实际上，我们来看联想多年以来的战略思路和发展模式，其实跟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存在不少异曲同工之处。

相反的，华为多年来坚持投入巨资搞自主研发的战略思路和发展模式，反而是与“新结构经济学”背道而驰。

但是从联想和华为的结局来看，很明显华为的模式更具参考价值和效仿意义，所以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新结构经济学”的不足之处。

电商报，中国电商影响力媒体！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电商报微信号（ID：kandians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