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做总统的时候经常抱怨：“唉，这个月我又赔了三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36万。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民国政府的收入不稳定，也难免要影响到总统的个人利益。冯国璋做地方大员的时候，对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总统其实是名义好听，一旦经济匮乏，没钱可花，到时候滋味就不好受了。

因此，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前特别向段祺瑞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自己名下，因为崇文门监督是个肥缺，每个月可以稳定的收到20万元商业税，可供总统府的开支。

但是，一个月区区20万的收入固然可以解决总统府的开支，但对于很多国务大事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冯国璋也难免像黎元洪一样，有时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据冯国璋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闹过别扭。

王士珍当时作总理，冯国璋想让他派个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的时候，冯国璋却又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愤愤地说：“这件事还不是为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最后，这笔款项还是由国务院开销，但王士珍对冯国璋的吝啬意见很大，这大概也是他总理没干多长时间的原因之一罢。

冯国璋喜欢敛财，这和他的经历也有一定关系的。在冯国璋祖父的时候，冯家还算家道殷实。冯国璋出世后，家道便开始中落。冯国璋在幼年时入私塾就读，在年长之后，他又去了保定读书，后来因为家计困乏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家务农。

后来，冯国璋投入直隶提督聂士成的麾下，先做炊事兵，后来被营管带提拔为勤务兵。机缘巧合，在冯国璋入伍的第二年，冯国璋又被推荐进入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的步科学习。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冯国璋留校任教。

由于当时淮军并不重视军校毕业生，而冯国璋急欲立下军功升迁，后来便再次投入聂士成的部队，并参加了甲午战争，其间表现甚佳。战后，被聂士成推荐为中国驻日本大使裕庚的随员前往日本。冯国璋由此留意考察日本军事，并著有兵书数册，回国后献给聂士成。可惜的是，聂士成是个老粗，他对近代军事了解有限，因而冯国璋的成果并未得到重视。

在袁世凯小站练兵后，冯国璋被老校长荫昌推荐前去担任教习，于是冯再次献书，这次歪打正着，却遇上一位大伯乐。袁世凯见书后如获至宝，并连连称赞冯国璋是“军中学子第一人”，由此冯国璋也受到了袁世凯的极大重视，并在新建陆军中担当重任。在

正因为冯国璋从小生活艰辛，因而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在清末民初时期，正是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时候，冯国璋和其他同时期的大人物一样，也利用多年积累的余财进行多方投资，他在自己的老家河间县诗经村购置了大量地产，又与张謇合办了占地数十万万亩的盐垦公司，还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多有投资。

当然，冯国璋经营多种商业也是有原因的。他在发达显贵之后，有些亲戚、同乡、朋友前来投奔，并希望能安排个差使，冯国璋不好直接拒绝，但又不能给这些人安排官职，因此通过投资经营一些商业来安排这些人，也算是公私两分。

冯国璋1919年去世后，据当时的统计，留下的遗产总值大概300万元不到，这些钱是冯国璋多年的储蓄和投资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应该说，冯国璋虽喜敛财，倒也无贪赃枉法之名。冯国璋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是委托老友王士珍负责，这些钱都按不同份额分给了其子女。

应该说，早年身为清廷大臣的冯国璋能为其族人后代订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十个字，可以称得上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是积极进步的。

冯国璋一生由一介书生而入武林，读文史后再习军事。他经历了数次战争，其中亲自参与的就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进京等战事。

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