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湖南分行

1913年7月，交通银行在长沙设立湖南分行，并在常德、衡州（今衡阳）、益阳、湘潭、宝庆（今邵阳）、岳州（今岳阳）等地先后设立支店。主要业务为经理粤汉、株萍铁路及电报局、榷运局款项，发行交通银行兑换券，经营存款、放款、汇兑，买卖银元，对湖南金融市价涨落有重要影响。该行放款的主要对象是湖南银行和宝兴矿业银行，1914年2月1日该行帐目记载，两行在该行的往来透支共达票银50余万两，占该行放款总额的72.6％。1916年初，该行为支持汤芗铭镇压湖南反袁驱汤斗争，在慈利、安化、武冈、零陵、安仁、桂东、辰溪、麻阳、沪溪、龙山等地添设常驻汇兑所，同时还设有随军转移的汇兑所，以汇兑发放军政薪饷时搭发的纸币。3月，袁世凯称帝失败，7月汤芗铭逃离湖南。交通银行在湖南各分支机构因提款过多，支付困难，于8月停业，并于次年6月撤往汉口清理。

1918年12月，交通银行又在长沙设汇兑处，次年改为办事处，规模大为缩小，以办理交通银行兑换券兑现和汇兑业务为主。1923年1月升为四等支行（简称湘行）。1926年7月北伐军入湘，长沙支行停业，次年武汉国民政府实行现金集中，长沙支行撤回汉口。

1928年12月，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为扩充业务，在长沙设立沪券兑换处。次年5月，沪券兑换处改为长沙办事处，划归汉口分行管辖。其后又因工农红军攻打长沙和发生“九·一八”事变，于民国19年7月和民国20年9月两次停业数月。1933年7月，长沙办事处改为四等支行以后，根据国民政府特许“交通银行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的经营方针，经营存款及储蓄、信用及抵押放款、进出口押汇、贴现、买汇、汇兑，以及仓库、保管箱、保险、投资等业务。其主要对象是铁路、公路、城市公用事业、煤矿、纺织、食品、化工等企业，以及食盐、桐油、纱布、南货的运销行。其营运资金主要靠吸收存款和汇款。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该行兑换券被指定为法币。

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后，长沙支行迁至沅陵。民国28年沅陵办事处（民国27年7月设立）并入长沙支行，设经理一席、副理二席、襄理四席，下设文书、会计、营业、出纳四股。1942年6月长沙支行迁至衡阳，恢复沅陵办事处，将衡阳办事处并入长沙支行，以“驻衡长沙交通银行”名义对外营业，并增设储蓄股。次年7月改名“衡阳交通银行”（仍简称湘行）。后又设有仓库、电台各一处。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及抗日战争期间，交通银行先后在株洲、衡阳、常德、沅陵、邵阳、湘潭、晃县（今新晃）、零陵、洪江、辰溪、安江、长沙设有办事处12家，另在祁阳、永绥（今花垣）茶洞设立临时办事处。同年，国民政府决定货币集中由中央银行发行，该行停止发行货币。1943年12月至次年8月，日军先后侵占常德、长沙、湘潭、邵阳、衡阳等地，支行迁至晃县、乾城所里（今吉首）等地。沦陷区各办事处均先后撤迁。

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支行于1945年10月复业。复业或保留的还有衡阳支行及株洲、湘潭、常德、沅陵、辰溪、洪江、安江、晃县等8个办事处。次年初，洪江办事处撤并至安江，10月在长沙增设中山西路办事处。民国36年冬，撤销晃县办事处，后又增设株洲董家塅、衡阳江东岸2个分理处。其营运资金逐渐转为以向中央银行转质押为主，6月，转质押已占该行全部资金来源的43.7％。该行资金运用的主要特点是：抵押放款占放款总额的比重由抗战前的60％左右加大到战后80％以上；由定期抵押放款为为主，转为以活期存款质押透支为主。由于通货膨胀严重，该行战后大量发展买汇业务，助长了商业投机。此外，该行在抗日战争后期及抗日战争胜利后还向部分工商企业如湖南第三纱厂、长沙中国农业机械公司、中国盐业公司及太平洋保险公司等投资。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后，交通银行在外地的行处陆续在6月底以前撤并至长沙支行。

长沙解放后，长沙军管会于1949年8月20日对交通银行长沙支行进行接管。清理后，仍以交通银行长沙支行的名义继续营业，行政上隶属省人民银行领导，业务受交通银行总行指导，办理公营工矿、交通运输业及长沙市的私营工业业务。1950年初，交通银行长沙支行改名湖南支行，在岳阳、常德、益阳、湘潭、沅陵、新化锡矿山、邵阳、龙山、衡山、衡阳、常宁松柏、郴县等地设立12个办事处，另在汝城、耒阳、攸县、株洲、祁阳、零陵等地人民银行设有业务代理处。1951年起，交通银行的职责转变为负责清理与管理公私合营企业的公股股权和监督基本建设投资。1952年5月1日交通银行湖南支行划归省财政厅领导。1954年10月1日省建设银行成立后，全省交通银行承办的基本建设拨款业务及机构、人员全部转移给建设银行，湖南支行保留部分人员负责管理公私合营企业的公股股权。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在专区一级设立机构管理公私合营企业财务。1957年6月，交通银行各级机构并入同级财政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