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在喜马拉雅的《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系列讲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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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对于个体的重要性已无需多言，今天我要说的是，金融对于拯救国家来说也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就从金融的视觉去重新梳理、解读一段关于左宗棠西征的历史。

左宗棠从1866年起率领湘军，用了14年先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后收复西域新疆全境。

但其实如果左宗棠不是在战争融资上做了一些创新，他的西征之路恐怕还要坎坷很多。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他面临着严峻的军饷不足和不稳定的问题，没有军饷何以凝聚军心。没有军心，胜利也就无从谈起了。

咱们来看一下他都做了哪些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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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得从左宗棠所处的时代背景说起。

从古至今，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常规的税收都有固定的用途，要改变是很难的。就像现在如果我们要财政部改变存量开支，难度可想而知。

而什么时候发生战争、战争会持续多久，需要用多少钱，这些都是我们无法事先确定的。这也是为什么各个朝代都为战争融资这事儿头疼不已。

在清朝，突发战争所需的军费开支主要通过几种方式获得：

一、日常开支省下来的银子

从朝廷到地方督抚都会通过尽量节省开支来多存银子，以备不时之需。但这个办法在清朝并不怎么有用，因为本来政府也没多少剩余的收入，而且，其实存钱也很难规避未来的风险。

二、卖官

一般卖的都是虚职，像翰林待诏之类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卖知县这类有实权的官职。

卖官的收入在各省的战争支出中占比还挺高的，三年的鸦片战争所花的军费开支中，卖官收来的钱能占到23%。而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十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赤字中，高达46%都是靠卖官的收入来填上的。

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可能不太能理解卖官这种现象。但其实这也是政府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的不得已之举。毕竟如果国家都没了，也就啥都没了。

从这一点来看，正好可以说明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如果清朝有发达的金融市场，那也许就不需要卖官了。

三、协饷，财政收入跨省调配

我们都知道，一旦有战争，在战场所在的省份军费支出肯定要大很多，很有可能自己负担不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别的没有战争和一些富裕省份的帮助。

像西部这些省份的财政收入少但军费开支高，那肯定就是收协省份了。比如山西、山东、河南就是陕西和甘肃的主要协助省份。而四川、云南、贵州通常接收江西、湖南、湖北的协助。

在康熙、乾隆年间，包括19世纪上半期的时候，这个体系运行得都还不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1851-1864年这场太平天国内战由于涉及到的省份很多，对既有的战争开支体系的冲击很大。

一方面，以前卖官位是户部的特权，省级层面即使卖也是在本省辖区内卖，但是太平天国期间这个规矩开始混乱，安徽的皖军跑到湖南长沙去卖官位、搞皖捐。

结果，在1867年，当时的湖南巡抚刘崐向朝廷抱怨，要求安徽从湖南撤回它们的捐局，而安徽巡抚英翰也不示弱，向朝廷诉说他们的苦难。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同治皇帝下令维持现状，可以跨区域卖官！这就打乱阵脚了。

另一方面，协饷支持也迟迟不能到款，因为谁都面对着经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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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带领湘军接手镇压陕甘回乱。他的军费挑战有多大呢？

我们可以看看，左宗棠在1873年成功平息陕甘回乱之后，提交给皇帝的《恳改拨饷，以固军心折》，他在回顾自1866年以来军费不足的困扰时，说“起初一年尚拨两月满饷。嗣后一年拨一月满饷，至今一月满饷尚无可发，军心不问可知”。

接下来，左宗棠筹备进一步西进收复新疆，提出800万两银子的年度西征军费预算。

朝廷对此极为重视，向为西征军提供协饷的各省、海关发出指令，限期将所欠协饷尽数解交甘肃前线。但无论朝廷措辞多强硬，都不能缓解西征经费的困境。

怎么办呢？我们看到西征军未来有协饷收入，只是这些未来收入总是拖欠，也很不稳定。那么，这些未来收入怎么可以转变成今天能花的钱呢？而且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军饷不稳定，左宗棠就无法稳住七八万军心。

也就是说，如果能把未来收入一次性借到今天，不仅军费大增，而且经费会很稳定。

但问题是如何借？找谁借？

在中国历史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齐国，也是为了战争融资，管子说通了齐王向殷实之家借钱，可是，战争胜利之后齐王赖帐。所以，后来没有人相信朝廷的承诺了，中国就一直没有发展出国债或公债市场。

如果左宗棠是明末崇祯皇帝的武将，那他的西征胜利前景就难说了。好在他是在晚清，上海金融市场已经有一定规模，尤其洋行融资能力很高。

胡雪岩是左宗棠的好朋友，胡跟当时的上海金融界非常熟，认识当时的汇丰银行，也知道现代金融市场怎么运作。虽然到晚清，朝廷内外对借钱花还是完全不认同、不接受，但经费困局是实实在在的。除非清廷不再西征、放弃西域，否则就无其它办法。

在胡雪岩的帮助下，左宗棠选择了“华洋借款”融资。1875年借洋款249万两，1877年分两次从汇丰银行共借800万两。在第二次借款后，左宗棠就向胡雪岩提议，采取公司制的办法成立银行，向华商融资借款，以免手续之繁琐。1878年，左宗棠正式向朝廷奏报成立了乾泰公司，并提出向乾泰公司借款350万两，这也是左宗棠的第三次借款。而乾泰公司可以算是中国第一家有限合伙私募基金了。

这三笔借款年息最低10%，最高18%，比当时中国民间借贷普遍为20%以上要低不少，而且借钱金额之大也是那时国内华商市场难以承受的。

有了这些借款后，左宗棠停止卖官。金融结束了持续多个朝代的陋习。

那么，借款对左宗棠有多重要呢？

在1874-1880年间，西征军费总开支5100万两银子，其中2000多万两是通过华洋借款得到的，是军费开支的第二大来源。由此，我们看到，如果不是通过“透支未来”借钱花，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也许会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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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际、国内动荡导致财政能力削弱的情况下，左宗棠利用金融市场，以未来协饷收入、关税作抵押，向华商、外国银行借款，为西北作战提供稳定军饷,稳住了几万大军的军心，保证了清王朝对西北边疆的控制与治理。

从左宗棠的故事里，可以看到金融不只是一堆金融工具，而是提供一套分析框架、思维方式，让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历史。

我们总结一下要点：

第一，中国从管子以后，基本停止靠借贷解决战争开支。这不仅使金融市场难以发展，而且使处于财政挑战下的王朝难以生存。

第二，左宗棠在军费压力之下，选择了“透支未来”的债务融资、放弃卖官，为他的西征历史功绩奠定基础。

他的金融创新虽然在今天来看很简单，但在当时是很艰难的，不管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他都面对巨大压力。

他的西征成功也为今后靠金融为战争融资开辟了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