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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庙子股票市场发起人(回忆成都红庙子股市)

红庙子是一条小街,长不过三百米,与其十字交叉的大街就是锣锅巷。现这这条街人烟稀少,其貌不扬,非常冷清。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却是大名鼎鼎,名震天下。原因就是这就是成都红庙子股市所在地,官名“红庙子股票自发交易市场”。

成都红庙子股票市场发起人

1990年,深圳上海股票交易所成立,一片火爆。消息灵通的都到上海深圳淘金。四川毫无动静。直到1993年乐山的“川盐化”股票发出来,四川人才开始炒股。川盐化股票我在东大街五金店铺面前看到有人摆地摊卖,那个样子有现在的银行卡那么大一张,好几种颜色,印制十分粗糙,看起就像单位食堂的饭菜票。一问价钱,票上印一百元的要卖三百元一张。那年头,工资普遍就是几十元,一听这个价格就吓到了。心想,那个瓜娃子拿那么多钱买这个不知真假的小飞飞儿。

接到就是无缝钢管厂发“工益券”,面值一千,印的就像人民币一样。不是股票,是可以转成股票的债券。这个发行就火爆起来,好多发行点,排班的人都是抢位置打地铺排通宵。然后就是长江公司发“长信券”,也是债券,但不转股,也不承诺还款期限。工益券都那么火,大家不管这是啥子,也稀里糊涂地买。这两种券,就在红庙子街上新建的交易中心交易。要买要卖的人就在发行的地方办委托,把实券交上去,等待成交消息。受委托的单位派交易员在一间两三个铺面宽的大厅像现在古董拍卖一样,上面喊价,下头举牌,直到落锤成交。这一幕隔着大厅的玻璃墙,在街沿上看得清清楚楚。这两种券都有背书,交易一次就签字写上日期并盖公章。

成都红庙子股票市场发起人

由于有这个官办的交易市场,民间私下交易就开始形成。除了这两种券,川盐化股票,川长征股票,还有很多地方的股权证也在这个自由市场交易了。因为这类证券都是实名登记,进入正规交易要凭身份证。于是出现连票带身份证一起卖的规矩。多数人不想这样干,就想起复印身份证随票卖的办法。结果就是交易票据必搭身份证,身份证与票面填写需相符合。

开始时,搞这种交易的人很少,零零星星站在街边买卖。卖的多,买的少。走过这条街的行人还要被纠缠,扭到你推销。就这个样子,还要暴跌,看到那些卖票的人,一个二个哭兮流的样子。最低都到了按面值打五折的程度。工益券和长信券由于是债券,价格比较坚挺,但也到了面值下,好像最低打到九折。

成都红庙子股票市场发起人

上海深圳的股市越来越火爆,报刊杂志也连篇累牍地报道。地方体改委批发的股票和股权证也越来越多。红庙子街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怪象。无数人在街上打堆堆,既不买,也不卖,就是在讨论这个股票买得不买得,股份制是啥子东西。人多时,有几十堆,到了晚上,就在路灯下讨论。活生生像文革刚来时的样子。那年头,在西玉沙街辩论的人群也是把交通都闸断了。搞得转战红庙子的邮票大户看到后惊呼:爪子喔,硬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嗦?

讨论现象持续了一两个月,在这个期间,“工益券”从面值一千元炒到一千八百元,“长信券”也炒到一千五百元。这下子大家不讨论了,开干。于是,各种股票和股权证都被炒起来了。“川盐化”一股炒到十几元,差不多的还有“峨铁”、“川长征”等。二线的就是“倍特”股票,成为市场交易最热门的。第一波炒到三元一股,第二波炒到六元一股。然后就是“企联”、“亚新”这类股权证,以及“红光”认股证,都成为渣渣股,在面值下面打折。这时的红庙子,就是人山人海了。卖茶的清早就在摆椅子,那年头一杯茶就要收几元。卖盒饭的生意也来了。无数人往这里送盒饭。大户些沿街面摆摊位,百元人民币一摞一摞放到摊位上,股票一扎一扎放到旁边。喊个价,你有好多收好多。你要好多就卖你好多。这就是原始的庄家手法。最奇特的是,这样的环境,没有贼娃子,没有抢钱的。原来这个来钱快,来钱多,这些人都金盆洗手,改行炒股了。所以然,据公安局反映,那一阵子案发率大幅下降。

成都红庙子股票市场发起人

炒股的人多到啥子程度,我试过,在人群中你把双脚悬空,不会掉下来,还能把你从红庙子街这头带到街那头。炒股的人都用双手把自己的股票举过头,股票上还用大头针别个身份证复印件,边走边喊价。想买得就拦到讨价还价。和邮票交易一样,品相居然成一重要因素。啥子票面花了,股东名字写得不清楚都成为杀价理由。我一个同事,就在红庙子街口买了一手渣渣股,1100元成交,刚拿到手上还没有一分钟,有人打价,1200元卖出,倾刻间赚了100元。这下子就陷进去不可收拾了。

成都红庙子股票市场发起人

红庙子越来越火爆,随着“川盐化”股票上市,开到18元一股,整个市场都疯狂了。黑市股票慢慢分成三个等级。一线就是有希望上市的,被省上文件确认为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股票。二线就是文件确认为股份公司,但好像上不到市的股票。三线就是那些被各地方批准试点的发股权证的公司股票。这个时候一线股票都炒到十几、二十块一股,二线像“倍特”炒到6元多一股,三线的股权证,像“企联”、“亚新”之类还在面值之下,几角钱一股。特别是“红光”,也在面值下。

这个“红光”有意思,成都东郊的大型电子军工厂,正生产电视机黑白显像管,也被批准股份制试点,其产品不但是名牌,而且当年十分畅销。就是这个股票不是股票,看起是张介绍信,上面写“某某认购红光股份××××股,再加中文大写,还有身份证号码。卖家就拿这个和身份证复印件别到一起卖。为了炒这个 “红光”,红庙子大户晚上专门在红庙子街上租的门板铺开会,也不避人,旁听随便。会上就红光发行量那么大的股票是否炒得起来激烈争论。一个邮票市场最大的大户就分析说:当年某某邮票也因为发行量大,觉得炒不起来,结果量虽然大,但全国分散发行,具体到地方市场,量并不大,最后还不是炒起来了。红光一样,全省发行,乐山、成都、绵阳、内江四地发行,股票在每个市场都是分散的。一旦炒起来,价格是彼此呼应,并不会给任何其中之一的市场造成太大抛售压力。大户思想一统一,就全都以面值以下价格狂收“红光”那张“介绍信”,市场只看到红光大量转手,价格就是不涨。最终,过了好多天,实在压不住,红光突破面值,涨到1.2元一股。其它渣渣股,也跟到交易量猛增,涨到面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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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庙子越来越火爆,引起全球瞩目,好像记到连参考消息都登了外媒报道红庙子的消息。地方开始头痛了,中央也关注起来。某头面人物专门到四川,喊地方关张。说:这个东西我在上海搞过,拜金主义一旦起来不得了。但地方改革传统思路,就是规范发展。像青年路服装市场、荷花池小商品市场、城隍庙电子市场,都是规范道路。市场化改革关市场?这叫很多人想不通。而这时媒体和公众的声音更不得了。不少公司招开股东大会时,股东代表说:改革开放,农村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现在好,股份制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股”。城市改革的瓶颈算是突破了!在这样矛盾的上下之间,官民之间的态度下。最终一条布告贴出:红庙子地处市中心,过于妨碍交通,决定搬迁至城北体育场。这就是后来大家说的“北庙子”,但红对白,都喜欢说“白庙子”时期。

成都红庙子股票市场发起人

白庙子时期,渣渣股开始兴旺。一般最高炒到3元多一股,“红光”居然炒到5元一股。而倍特的价格,也悄悄涨到了9元一股。其它传闻上市的股票,那就是几十元的价了。其实,按市场规律,这就是顶峰了。这时各种不利消息也开始风传。最记得到的是一家公司,名字记不起了,不晓得搞了个啥子决议,股民很不高兴,有大户组织,雇客车拉人。一大波人按到公司大楼,把公司包围了。公司吓得喊警察保护,上百警察团转围公司站一圈,结果股民隔到警察用石头把每扇玻璃窗都定得稀烂。还有一家公司,报上登这是假股票,发行人就是开了间小铺子。这下大家气慌了,大户扬言要下他膀子。结果这个虾爬主动投案自首,他晓得在牢里比在外头安全。

白庙子时期,一个新现像也出现了。就是全国各地的串串儿都来了,也带来了全国各地的股票。名气最大的就是“西安黄河”,在市场上甚至还有“珠海格力”。但这些票除了西安黄河炒起来了,其它票数量太少,本地人认不到,不敢买,就炒不起来。这时“攀钢”股票也在市面出现,进入第二阵营,和倍特等价位差不多。

成都红庙子股票市场发起人

随着“红白庙子”的兴旺,从“红白庙子”走进深圳上海正规股市的四川股票越来越多,全国证券公司也都到四川开张证券营业部。啥子“万国”、“申银”、“大鹏”等等。一些红庙子股民开始转战深沪市场。红庙子交易的股票上市有个步骤,就是办理托管。这个托管中心就在展览馆(现在的科技馆)背后靠骡马市一边二楼。办托管就必须把从前附他人复印身份证的股票托管到自己身份证原件,并开立深沪交易号的账户上。这个环节,让很多人不自觉地就成了深沪股民。当年的展览馆,则完全成为成都正规的大型股票交易所。整个展览馆,除一楼外,楼上各层都被各个证券交易营业部占满了。白庙子的人山人海,差不多都到了这里。庙子开始冷清了。

随着白庙子的冷清,一纸公告又贴出来了:鉴于市面交易股票出现造假行为,各股份公司对自己发行股票(股权证)应进行托管,纸质股票(股权证)不得流通。于是,白庙子的股票开始稀少,不管股票多少,最后都换来一张像银行活期存折一样的“托管证书”。本来冷清的市场开始交易这个东西。然后的命运是又被搬迁到冻青树二楼。一个庞大的市场,一个从邮票市场起步的市场,又重新和邮票摊摊摆到一起了。尽管人还是有一些,冻青树周边街道还是有零星串串儿拦路打折收股权证。但这一得不到官方支持的事物,死亡的命运是注定的。

成都红庙子股票市场发起人

个别证券公司,这时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在马家花园、玉林小区等地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开始托管部分红庙子股票,并设电子交易牌进行交易。特别是乐山突然成立了一个股票交易中心,并在成都展览馆东侧小楼设和乐山联网的电子交易大厅。这也火爆了一阵子。但最后也被迫关张大吉。股民账户的现金如数退还,各种股票又给了一个存折一样的东西。现在沉睡快有二十年了。

一段红庙子往事,勾起人几多记忆。其实当时和红庙子同样火爆的,据说是全国四大自发交易市场。除红庙子外,据称还有武汉、天津、沈阳。其它市场没有去过,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再往前推,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所,也不是事先建立的。而是先搞股份制,再发股票,再出现市场自发交易,然后政府将其规范到交易所进行交易。这就如美国华尔街,先就是在街面梧桐树下自发交易,成了气候再搞交易所一样。到了现在,华尔街宣传自己,总是以那段古老的梧桐树下交易为自豪。

当年在白庙子,就有摊主在地摊上摆了幅对联“不进深沪市,专炒渣渣股”,很是显出一股豪气。城市舆论,都认为这是和家庭联产承包制同等重要的重大改革,这条路算是走对了。耕者有其田都实现了,当然应该工者有其股。即然有其股,这个股就应该可以交易,交易的方式就应该从不规范走向规范。这明摆着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但有人就是听不进去,认为“拜金主义”不得了!结果是不准在红庙子拜金,只准到深沪交易所拜金。搞得到现在,全国也就只有近三千家股份公司股票可交易,其它数万家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份公司股票都是非法,且根本不按《公司法》运作,不做定期报告向股东公布,不开股东大会审议年度报告及公司工作,所谓“股票”或“股权”的交易根本就谈不上。

成都红庙子股票市场发起人

结果是混到现在,搞得沪深两家交易所的股票成了赌筹,经济学家干脆说是“开赌场”。在红庙子烟消云散的这二十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几千万国企员工下岗,二是房地产市场牛了快二十年。这里的因果都和当年对红庙子的不当处理有关。对国企“抓大放小”,但中小企业并没有通过有广泛的,分为中央、省、市几级的市场支持的股份制改造。最后结果,中小国企放到原先的厂长、书记一类头头私人手上。甚至向银行借几百万就能买下一个净资产数千万的厂。如果当年先股份制,再放小。敢这样胡来的厂长、书记,担怕不死也要脱层皮。几千万下岗的局面应该不会出现。房地产市场的牛,很大因素也在股市没有办好。社会财富不敢向西方那样,向工商资本积累,地方各级政府不敢沾资本市场之光繁荣经济,那就热衷于“经营城市”,借房地产市场大搞卖地经济。因为股市没有根基,房地产市场扎根地方,反而根基十分牢固。中央再调也调不下去,这样资源错配,钢铁、水泥产能举世惊人,污染也极其严重。城市搞得向钢筋水泥的沙漠,缺乏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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