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历史上遇到过3次重大危机。第一次是公司员工在贴小广告时被同行连捅三刀，俞敏洪为了「平事儿」，酒桌上差点把自己喝死；第二次是被自己曾经的合作伙伴抢走220万元，并被注入麻醉剂，幸好因为身体「底子」不错，才再一次死里逃生；第三次则是在新东方上市前期，面对50亿估值的公司，新东方内部合伙人由于利益分歧导致的「集体出走」。

这三次危机，可以说每一个都能要了一家公司的命。然而俞敏洪却都挺过来了，用他自己得话说：“天不亡我新东方。”

90年代末，中国兴起了第一次「留学潮」，看着同班同学徐小平等人都考取了自己心仪的美国院校，俞敏洪跃跃欲试。于是，他恶补英语，分数从33分提升至55分，最后变成100分，从而成功拿下托福与GRE。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眼看马上就要起飞的俞敏洪，阴差阳错地染上了肺结核，整日滴水不进还大口吐血，这种状况，别说出国了，活下来都难。

数年之后，俞敏洪终于痊愈了。但此时，他早已错过了留学的最佳时机。怎么办？俞敏洪心想：既然出不去了，不如就留下来好好赚钱吧。于是，一月拿着200元工资的北大教师俞敏洪，开始接起了「私活」。这不接不要紧，当俞敏洪手捧一节1000元讲课费的时候，整个人都惊呆了：好家伙，一节课的报酬顶在北大半年工资了，还上个锤子班……

本来正犯困呢，谁知北大又递来个枕头。在得知俞敏洪「接私活」之后，北大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闹得沸沸扬扬，所有师生见了俞敏洪就像看见「资本家」一样对他指指点点。「这还怎么混」……俞敏洪一咬牙，拜拜了您嘞，遂从北大辞职。

转眼，新东方创立。初出茅庐，为了招收第一批学员，俞敏洪早上骑着自行车到处找电线杆子贴广告，下午就「守株待兔」。可几天过去一只兔子也没「上钩」。机智的俞敏洪想到一个办法，给宣传单上加上几个「假人名」。别说，这招还真管用，当俞敏洪媳妇第一次拿着学费的时候，热泪盈眶。为了矿大招生，俞敏洪开始四处免费开讲座，可以说，俞敏洪才是如今「试听课程」的鼻祖。

1992年初春，新东方员工在贴电线杆广告时被同行连捅三刀。事后，俞敏洪认识到了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想尽办法请公安局的人吃饭，酒桌上不善言辞的他只能靠拼命喝酒来掩饰自己的尴尬，最终把自己喝到了桌子底下。送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活过来。医生说，换一般人，回不来了。回家的路上，俞敏洪一边哭，一边撕心裂肺地喊：“我不干了，把学校关了。”

“那时，我感到特别痛苦，特别孤独无助，四面漏风的破办公室，一家人住在四面漏风漏雨的农村房子里，没有生源，没有教师，没有能力应付社会上的事，同学都在国外，干的事看不到希望……”俞敏洪回忆说。哭够了，喊累了，睡着了，醒来后，酒也醒了。晚上7点还有课，像往常一样，俞敏洪再次背起书包上课去了。

1998年，俞敏洪半夜开车回家，刚打开房门，就被7个大汉绑在门口，还没看清是谁，只觉脖颈一阵酸疼，便昏了过去。醒来时，俞敏洪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边站着徐小平和王强。询问之下方才得知，那几个绑匪将他麻醉之后抢走了包里的220万元学费，可怕的是，那针麻醉剂的剂量足以致一个成年人死亡，然而，俞敏洪再次凭借自己优秀的身体底子，扛了过来。

事后经过警方调查，锁定了目标，这些人还都是俞敏洪的熟人，他们曾经因为一次合作结识，由于俞敏洪豪爽大方的性格，让这几个人将他定义为「土大款」，自然而然就成了对方的目标。从那以后，俞敏洪做事总是「扣扣搜搜」，或许就是因为这次事件而留下的后遗症吧。

2000年初，资本运作专家、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王明夫来到新东方，说：“为什么新东方不值50个亿？”

新东方人在「50亿」的巨大诱惑下，迅速结束了近5年的「命运共同体」。2000年5月新东方开始股份制改造，筹备上市。这一来，在未来虚幻的「巨大诱惑」面前，曾经那个「一起打江山」的现实利益时代结束了，尤其是公司股权设计，俞敏洪占绝对控股地位。其他十个人分享其余股权，小股东大多数人不舒服，认为应该得到更多。俞敏洪决定改革举措的动机，被大多数人解释为「杯酒释兵权」的一场「阴谋」。说他「剥夺」大家的劳动成果。2001年8月27日，王强提出辞职。第二天，徐小平支持王强，也向董事长俞敏洪递交了辞去董事的辞呈。两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俞敏洪一脸的震惊、茫然和沮丧。此时的新东方号称「三驾马车」，三驾去其二，还会有新东方吗？

我们当然知道，如今的新东方，在俞敏洪的带领下，如日中天。然而，创业路上的心酸与辉煌，职场上的痛苦与挣扎，人际关系中的人性与理智的较量，管理中制度与智慧的光芒等等这些，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阐述清楚的，幸好，俞敏洪将它们统统写在了《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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