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傍晚，日军主力突然倾巢出动，对杨得志所部形成铁壁合围，要马上突围显然来不及了，杨得志当即决定：司令员在前，政委居中，参谋长压后，率领机关干部和部队就地隐蔽，待机转移。

1941年4月12日，日军从内黄到清丰、濮阳、浚县、滑县一带的沙区内，开始了极其残酷的毁灭性的大“扫荡”。

“扫荡”开始时，杨得志率第二纵队主力驻扎在濮阳以西地区，边区党委和行政公署机关也住在这一带，首先向第二纵队主力进攻的是顽军李英部，约2000余人，来势凶猛。杨得志、崔田民以第二纵队主力一部投入战斗，将这股伪军击溃。

然而，事先集结隐蔽于内黄、五陵集、白道口、滑县、濮阳的日军主力第三十五师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加上伪军约1万多步骑兵，在100多辆坦克和汽车，20余门重型火炮的掩护下，分兵五路向沙区中心地区猛扑过来。

傍晚时分，沙尘弥漫，遮天蔽日，日军的坦克、汽车、骑兵蜂拥而来。不一会，日军发起猛烈的炮击，驻地附近的村庄、沙岗、枣树林中弹如雨下，爆炸声震耳欲聋，烈火浓烟随大风中的沙尘冲天而起。这种近在咫尺的铁壁合围，要马上突围显然来不及了。杨得志、崔田民当即决定：司令员在前，政委居中，参谋长压后，率领机关干部和部队就地隐蔽，待机转移。

此时，天已黑了下来，风沙和烟尘混杂在一起，能见度极差，走在前面的伪军不敢贸然进入沙枣林。机关和部队的人员在夜色和大风的掩护下，从两路日军的中间，穿插转移到濮阳西北地区，接着又继续转移到内黄的东北面，最后到山东范县西北的观城，终于突破日军的重围。

然而，部队刚停下，第四团政委孙仁道跑来向杨得志报告：“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四团二营，在近百倍日伪军的合击中，坚持了一天一夜；最后，只有五连的部分同志突出重围，六、七连的200多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杨得志、崔田民等听后，心如刀绞。孙仁道泪流满面，沙哑的声音几乎是喊着说：“司令员，让我们打回去，为战友们报仇吧!”

杨得志久久说不出话来，他理解孙仁道此时的心情，也代表着第四团指战员的请求和决心。然而作为指挥员，考虑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错一步而输全局。

部队是打出来了，而被冲散了的机关人员将怎么办?此时，杨得志考虑的是如何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更重要的是如何保卫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保卫来之不易的抗日民根据地!

于是，杨得志拍着孙仁道的肩膀说：“回去告诉大家，要很好地向六连和七连学习，化悲痛为力量!”之后，他哽咽地再也说不下去了。

孙仁道理解司令员此时的心情，郑重地敬了个礼，便匆匆地离开了。崔田民走过来对杨得志说：“战士们的情绪波动很大，我下去看看。”

“不，你暂时不要去，咱们先商量一下吧。咦，绍武呢?”正说着，参谋长卢绍武和几位团长一起来了，他们纷纷提出了把日军赶出沙区，保住根据地的意见。有的说：攻他的一路!有的主张：打他的侧后!有的提议：多面出击，把日军搞得顾此失彼，尔后打他的回头!

杨得志一边听着大家的意见一边思考：这次日军“扫荡”的目的，是找八路军的主力决战，若打其一路，必然引得多路齐上，正中日军下怀。另外几种办法虽各有所长，但弱点也是明显的，都带有无可指责的激动和急于报仇的情绪。骄兵必败，躁兵也是很难取胜的，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

想到这里，杨得志提议：“日军这次‘扫荡’可以说是倾巢而出，他的后方必然空虚。我们暂时绕开他的主力，直捣他们的老窝。日军的老窝不止一个，我们一个一个地敲打，逼着日军分散兵力，争取在运动中杀伤敌军。用在苏区的打法，拖一拖日本鬼子，你们看怎么样?”

政委崔田民第一个支持这个提议，并分析了可能取胜的根据；卢绍武和各团长也都表示赞同。“掏老窝”的方案便定下来了。选定的第一个攻击点就是离合围地区较远的清丰县。八路军主力一部攻城，其余部队打据点，端炮楼，炸碉堡，夺物资，闹得五路日军到处都不得安宁。

实践证明这个打法是对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在沙区游击队和民兵的配合下，到处袭击日军，搞乱了日军的部署，打破了日军的合围，消灭日军700余人，缩短了日军“扫荡”的时间。

日军的“扫荡”过去了，九天后，当杨得志他们率部回到沙区中心地带时，除了人民群众的心，其他一切几乎都变得不敢认了。日军在沙区中心地带的3天中，摧毁了群众赖以生存的粮食、农具、牲口等物资。

指战员们在悲痛中安葬了自己的同胞，把仅有的粮食、物品，甚至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送给遭到日军摧残的人民群众。

经过杨得志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在不长的时间里，筹集边币9.2万多元，粮食8万余斤，衣服1000余件，以及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具，这些全部用于受难群众；冀鲁豫军区还派出多支小分队，帮助群众修建房屋，重建家园。遭受劫难的沙区人民逐渐安定下来，部队也重新在这一带立住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