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过去75了，恰如李迅雷所言：过久的和平在一定程度加速了贫富差距的产生。

资本一旦产生，它就会形成“自发秩序”，一开始系统会产生“帕累托改进”，但是只要经过特定阀值期，其就会向着“马太效应”方向演进。

表面上，历史都以“王朝排序”或者“生产力的变迁”在书本中印记着，但在这之外，历史的真实性，有着更深的含义。因为所谓的时代，就是“每个个体生活的总体反馈”。

而个体的生活中，除了健康之外，恐怕就要算财产重要了。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的长大成人，就是一个理解“财产对于生活意义的过程”。

故而无论是不是民主政体，对于经济发展以及贫富差距，都是敏感的，这既是和平时代的主旋律，也是影响每个个体生活的本源。

上一篇文章，粗略的接说明了一下“你买不起房以及结不起婚的原因”（可参见剖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始末），而这篇想说说“当你接了婚，也有了娃，还会遇到的隐痛”，也就是继续剖析“近代金融市场的始末”并解析对当下生活的影响。

让我们把时间再次拉回上世纪70年代，彼时美苏依然在争霸，世界经济整体的共嵌性并不深（和当下的中美的互补性经济关系不可同日而语），同时美国经济也陷入了罕见的滞涨，日本和西德的经济在加速起飞，一切对于美国而言，似乎谈不上是所谓的好时光。

但也正是面临如此经济窘境，凯恩斯主义（大政府经济宏观调控论）在美国彻底走入了没落，不要忘了，经过1929年大萧条的反思，以及二战时期罗斯福主义的胜利，凯恩斯主义已经在近40年中成了美联储及美国财政部的“主流思考框架”，但是“滞涨的70年代”让一代美国精英们产生了疑惑。

毕竟经济学归根结底是门“试验科学”，一旦理论和现实不符，被抛弃的一定的是理论。所以，哈耶克以及弗里德曼所提倡的“自由经济主义”重新成为时代的主流。

当时的美国人，自二战之后，第一次感到了“生活的挫败感”，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出生的美国人）充斥着对于生活的迷茫，似乎威廉曼彻斯特笔下的那些“光荣与梦想”走远了，每个人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担忧。

经济的困顿，促使美国年轻人开始怀疑父辈的“人生信条”。“勤勉、忠贞与安分”虽然是部分基督教的信仰，但是面对惨淡的人生前景，年轻人开始了“叛逆的怀疑”（这点和中国当下的情况类似，一旦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必然下降，所谓的按部就班，在年轻人眼里不过是“窝囊的活着”）。

于是那时候的美国摇滚乐开始兴起（迈克尔杰克逊初露锋芒），影视业开始繁荣（因为口红效应，所以《教父》《星球大战》等大片都始于那个时代），还有平权主义浪潮的袭来（女权主义、黑人要求平等、以及消费者权益醒觉）。

这股躁动的“洪荒之力”，使得社会思潮开始涌动，罗尔斯的《正义论》被美国知识份子所追捧，“改变”成了时代的呐喊（奥巴马的竞选口号“CHANGEWE NEED ”，可以说灵感就来自于那个时代），而嬉皮士的装扮风潮也仅仅是表象而已。

在这点上，如果你仔细的观察中国的90后、00后们，其实他们的价值取向和50年前的美国年轻人有些相似，也就是在一个经济发展的瓶颈期（注意不用衰退，只要“不像过去增长的那么快了”即可）。年轻人会敏锐的感到困顿和迷茫，在一线城市成家立业何其之难，高房价让奋斗的誓言变得滑稽，而阶级的固化也让人们不敢思考“太久远的生活”，于是大家开始一场形式主义的共谋（也可以理解为哈耶克所言的一种自发秩序），开始变得佛系和玩世不恭，进入“二次元及游戏的世界”，以逃避生活之沉重，这在本质上是用“艺术的手法来解构生活的烦闷”，就像王尔德所言：不要被荒诞所蒙蔽，其往往蕴含深刻。

时代的变迁，如溪水般涓流不息，在书本里面它往往是“宏大的、理性的、不可抗拒的”，似乎那是某种发展的必然，但其实所谓的宏大不过是由每个个体组成，那些“细微的、感性的、随心所欲的”感触，恰恰反馈着人性的本质。

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不了解历史，远比不了解“金融知识”可怕，因为历史代表的不仅是“过去发生的故事”，而且可以“提炼对未来的洞见”以及“加深对常识事物的理解”。同时，学习历史是完善人格的一种方式，人生很多时候做出的选择出于必要的妥协显得并不完美，但这正是人生的智慧所在，也体现了人性纠结的本质，当这种洞察力内化为一种直觉时，再结合金融及财务知识，才是投资者的醒觉之时。

而且践行查理芒格所强调的“理性主义”（高瓴张磊所提的长期主义仅为理性主义的一个分支），其实需要两个维度：一个是纵向的，那是投资专业素质的过硬（主要是金融定价模型+财务基础+商业实务），另外一个是横向的，主要以泛性理解“宏观趋势和人性本质”为主脉（世界历史+人物传记+思想哲学）。

在这个信息泛滥而时间紧迫的时代，很多人认为“速成培养”是识时务的表现，于是投资类书籍汗牛充栋，那些胸怀财务自由愿景的信徒们，双眼紧盯着各类财经资讯，功利主义以上进心为幌子，掩盖着那躁动的贪婪。

但投资能力的提升并不只看知性的累积，更重要的是“洞察趋势的端倪以及洞悉人性的本质”，也就是需要真的懂“历史和人生”。否则即使通晓投资的道理，也难以做到执行合一，因为“人生不过一个康波”，在那仅有的几十年中，其实充满偏见，当延展时间维度的时候，等于“多活”了几辈子，所谓的趋势和热点，在时间的流逝中，不过是匆匆过客，那些令人忧伤的、恐惧的、纠结的、也不过是历史的残影而已。

所以顺着这个思路，在上篇文章里我们试图回到近代金融的初始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还原近50年世界金融风云之变的“原点坐标”，而这篇将继续这时间穿越之旅，描述该体系瓦解的初期，也即美国70年代的躁动及变化，因为此时正是全球化趋势的起点，有几股力量推动了这场转型的开始，而且它们的影响力也决定着世界的未来走向。

一、信息技术

让我们再回到50前的美国，其实那种表象的颓废，不过是熊彼得所言的一种创造性破坏，即便尼克松、福特、卡特政府相继更替，日本和德国蒸蒸日上，但其实世界经济周期已经处于上一个康波周期的末期（以电的发明和利用为代表），而在西海岸的硅谷，那些叛逆的年轻人正在筹划着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只是在新技术需求未规模化普及之前，能洞察的人少之又少罢了。

正是在1971年英特尔公司发明了第一个微处理器，这其实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那时的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越战及水门事件，所以从历史的后车镜看，真的趋势往往被忽略（比如当下人们过分关注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由于有完备的税法体系，故而二战之后经济繁荣所积累的财富，并没有过多进入房地产（遗产税和固定资产所得税），而是更多地进入到产业资本，同时老派美国人那时候还比较重视储蓄，工会力量也处于最强期，这导致中产阶级结构相对稳定，贫富差距并不大。

新产业的蠢蠢欲动，起到的仅仅是增量效应（和后来的电商崛起对传统经济的冲击不同），老产业其实并没有受到过多冲击，这使得整体上美国在70年代的产业转型期可以完成平稳过渡，故而那时候美国资本市场中“漂亮50”股票确实出现暴跌，但这只是源于“增速不及预期”所致的“戴维斯双杀”效应，而作为企业自身而言，其营收有着基本保证，利润端可能有所下降，但现金流依然保持充裕，这也导致美国中产收入并未出现大规模下降，所以企业的营收压力主要在于“增速降低”而非“生存担忧”，对于这点往往被一般书籍所忽视，这其实是二战后美国经济第一次表现出其“坚韧”的特点，而且注意在整个全过程中，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刚刚瓦解，考虑到需要强化美元的国际结算地位，美联储并未启用现在这种“超宽松的货币刺激模式”。

同时随着企业利润在二战后的快速积累，产业性风险资本开始崛起，这使得苹果和思科等公司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红杉资本这种VC来投资。所以“新产业”和“老产业”总体上处于帕累托最优进程的演化中，此时的信息产业规模较小，个人PC要10几年之后才普及，而且其高昂的售价似乎也在阻碍其“快速普及的进程”，但其实由于其“渗透生活的趋势及效能提升的意义”已经成形，这为后来的全球化趋势演进提供了技术助推力，当然由于那时处于冷战对峙之中，所有人都觉得全球化只是一个“模糊而远景的臆想”。

二、投资银行的崛起

暗流涌动的不仅是萌芽态的信息产业，还有投行的崛起。在70年代以前，美国是商业银行的天下，原因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外汇交易受到严格限制。比如在当时如果要向美林或者花旗银行申请一笔贷款来做空美元，会遭到银行的明确拒绝，因为《布雷顿森林协定》要求：美国金融机构必须维系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

但在该体系解体后，世界开始了“浮动汇率的新纪元”，产生了大量的国际外汇套利空间，这为投行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投行不是上来就靠并购做大的，而是从外汇交易慢慢发展至今），而且在美国金融史上，我感觉1971年是个有意思的年份，不仅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而且电子化的纳斯达克市场成立，同时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住房抵押贷款公司也是在那一年。

由于美国国会授权两房可以购买未经联邦住宅管理局担保的抵押贷款，这直接刺激了“次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致使资本证券化开始全面提速。

而且从70年代开始，随着滞涨效应的不断显现，开始影响美国经济增速，这使得股票市值出现大幅下跌（股市主要看归母扣非净利增速），但是企业其实保持着现金流的充裕，同时，美国中产阶级收入稳定，这促使商业和民用地产需求逐渐升温（似乎哪国人富起来都要先买房），REITS市场得到大规模发展，资本配资模型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比如耶鲁大学校董基金，就是特别看重REITS的收益），这也进一步加速了房地产证券化的普及速度。

另外，随着房地产金融化的加速，抵押支持证券得以大面积推广（也就是MBS），这直接刺激了“债券衍生性产品”的推广和创新，在美国股市表现不佳之时，来自间接融资市场的创新，其实正是投行的崛起之路。当然，这也直接导致了几十年之后的“次债危机”，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得以重创，但是在70年代的美国，次债模式的创新，增强了市场的融资效率，盘活了存量资产的流动性，这种金融工具的创新，有点像国内现在的供给侧改革，尤其在美股表现不佳的70年代，美国债券市场的金融创新其实分担了实体经济较大的融资压力（当然了那时候通胀较高，所以债券利率也较高，企业利润很多用于还债券利息，这也进一步影响了净利增速表现，进而压低了股价），而这点同样的被很多金融书籍所忽略。

那个时候的美国，和今天一样看似摇摇欲坠，但由于负债率远低于当下，促使债券违约率比较低，这导致债券市场成为华尔街的宠儿（那时候债券利率动辄10%以上，可以比肩几年前国内P2P市场的热度），由于无风险收益率的下降，这反过来直接压低了美股的估值水平，所以这也成就了施洛斯的低PB策略，以及后来彼得林奇的成长股策略，美股就像一个弃儿被人所厌恶（想一下2005年跌到谷底的A股，就能理解当时人们的情绪），但大众的偏见往往就是最好的机会，那时极少有人预见到“美股在之后20年将走出波澜壮阔的行情”。

而且在那个时代，华尔街有一小撮幸运儿，它们叫做：私募股权基金。大投行在一片萧条中，选择相对保守的策略（主营债券），但是这帮家伙由于刚起步，只能以小博大，他们固然能力出众，但更重要的是站在了时代的风口，这是私募资金崛起的黄金时期，无论是苏世民的黑石，还是克拉维斯的KKR都起家于那此时，可谓是捕捉到了“时代的脉搏和资本市场的新趋势”。

随着投行的发展和业务的多元化，这加速了企业融资和并购的节奏，为产业托拉斯形态在全球的扩展奠定了资金基础，而在当时，人们担心的更多是日本在全产业链上对美国形成的威胁（很像担心当下中国对美国产业的挑战），这其实直接促成了李根在80年代年代上台，那时的华尔街势力远不如当下这般强大，巴菲特和索罗斯这些资本大佬们还未封神。

三、全球化趋势的起点

所以可以看出，在70年代，随着产业创新和投行的崛起，全球化趋势已是一种共识。（这和当前的“逆全球化浪潮”已成趋势类似），产业需要“更大的市场”，资本也需要“更高的效能”，国家内循环经济在本质上属于“小区域经济结构”，好处是可以自洽而均衡（比如我们的计划经济时代），不好的是“缺乏更优的边际效应比较”。所以随着信息技术以及投行的兴起，其实“资金和技术”已经具备全球快速布局的能力，伴随着资本主义本能的逐利性，跨国公司开始快速崛起，即便当时正处于冷战的最高潮（苏联进入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国沙文主义达到巅峰），但该趋势的“自发秩序程序”已经启动，后来的变化，只是让这种趋势提速了而已。（说明理解经济周期的真实含义，需要穿越短期的政治性迷雾，关注更多小趋势）

但其实，这也是“当下的时代之殇”，因为在几大重要要素中，唯独人是不能随意流动的（有国籍限制），这使得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主要追逐的是“配套成本的最低化+市场规模的最大化”，而随着单一经济体的发展，要素价格顺然上涨，必然使得用工成本逐渐提高，跨国公司就会进行“产业的周期性转移”（比如世界工厂从日本、变为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大陆），这一方面造成了先进国家的产业空心化，致使其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中产阶级逐渐解构，而且也推升了该经济体的财政赤字率（这是当下美国的最主要矛盾）。另一方面，虽然出口国拉动了就业，参与到国际分工合作系统，但由于美元的国际结算地位，其需要随时防范“美元汇率的系统风险”，故而需要保留相当数量的“美元现金资产”以应对汇率的对冲操作（比如中国和日本都持有天量级别的美国国债），而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放水趋势，美国国债利率逐渐走低（其实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走低，近来甚至有0利率趋势），这使得其“越发不满于美元结算系统”。（比如中国就是为此加入的SDR，以及创建亚投行，欧洲更是早在20多年前就创建了欧元）。

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2008年的次债危机中得以表现，而从那时起，逆全球化趋势其实已经箭在弦上。但是远在50年前的上世纪70年代，由于冷战存在，世纪经济的主瓶颈为“比较交换不充分”的影响（此为大卫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构架），这导致存有充足的制度红利空间，故而在那个全球化的初期，有利于增强全球贸易的“帕累托最优”。

四、总结

所以从70年代开始，美国逐渐在表象的滞涨中，慢慢积累“改变世界的力量”。新技术、新金融、新公司（信息技术，华尔街投行、跨国公司）不仅成为一种趋势，而且这三种力量相互渗透，相互发展。（比如苹果公司，既是跨国公司，又是科技龙头，还被巴菲特的伯克希尔重仓持有）。

在这种趋中，全球化不仅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而且也催生了巨头型的既得利益者，这促使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李根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上台，并形成了后来所谓的“李根大循环”（其实就是美国的供给侧改革案例）。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华尔街投行势力逐渐做大（资本在全球化体系中最好流动，所以成长最快），逐渐分化部分保守派势力而形成所谓的建制派，格林斯潘时代的“非对称调息”仅仅是这种势力的表向，这也促使中国在加入WTO系统之后，开始加速这种全球化趋势，于是分化不可抑制的产生了。

金融创新的速度，已经远远快于产业发展的速度，这一方面使得创业和创富时间大大缩短，一方面也使得经济系统更加脆弱(比如OFO、瑞幸和蛋壳公寓近期遇到的问题)。

在新经济模式下，产业周期逐渐缩短，龙头效应更加强劲，这促使人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拥有了“深度忧虑的体验”。随着阶级固化的趋势，躁动慢慢升温，青年一代本能的感受到“命运的剥削感”，全球经济被主流央行的货币宽松效应所挟持，这导致世界经济其实已经重返“金融计划经济主义的轨迹”。

当我们穿越半个世界追溯往事的时候，需要看清历史发展的轨迹，潮流与趋势在短期看往往出于偶然或者突发，但其一般都经历过长期酝酿。二战后分割的世界，呼唤破冰的趋势，而次债危机后，矛盾的加剧，也远非简单的量化宽松策略所能解决。

面对复杂的世界，投资需要洞察力和乐观主义，也就是要同时拥有“理性与信仰”。回眸历史，不仅可以记住那些过往的故事，更可以洞悉趋势改变的印痕。